根据这一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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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蒋介石之所以称邓演达如果活着有可能代替他,補牙齒，是因为邓演达确有过人之处。

　　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，认真执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，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。



第1页 :蒋介石的担忧


　　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，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。在大革命时代，他俩在农民问题、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，互相支持。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，就不可能胜利，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。1926年底，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,高雄借款，写出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，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、撰写文章，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。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、反对态度，更不赞成毛泽东在《报告》中的观点。无怪乎过了好多年，毛泽东回忆此事时，还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，陈独秀、彭述之不同我合作，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。”
　　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、黄埔军校教育长,外遇抓姦，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。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，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，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。

　　在大革命时代，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。1926年2月，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,高雄借錢，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，他就想到了毛泽东，特聘他为委员；同年４月，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，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；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，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，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、常委、组织部长；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，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，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，邓演达自任所长,品牌规划设计，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，主持所务，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。
　　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，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。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，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；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，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，建立一个革命的、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。1927年10月，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、陈友仁交换了意见。他们一致认为，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，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――临时行动委员会。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、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；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，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；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。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，即行取消。根据这一精神，由邓演达起草了《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》。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。
　　蒋介石确实很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十年的对手，他曾发誓用二十万元买毛泽东的头。




　　蒋介石答：“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。”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。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：“不，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。”蒋介石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，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。
　　1930年5月，邓演达回到上海。他一到上海，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。1930年8月9日，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”成立大会。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，包括黄琪翔、章伯钧、季方、朱蕴山等30余人。会议由邓演达主持，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，选举了中央机构――干部会，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。至此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（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，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）。


　　1927年6月30日，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，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，就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决心出走。
　　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。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，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
　　临走前，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。信中说：“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，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，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――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，可以完成革命。不幸到了今日，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……我因为这个，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，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”。信中最后说，“同志们，革命是我们的职业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。同志们大家奋斗！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！”

　　1933年7月，国民党集团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，蒋介石任团长，陈诚为副团长。一天，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。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。刘建绪问蒋介石：“委员长百年之后，谁能代替你？”
　　邓演达将信发出后，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，离开武汉，沿京汉线北上郑州，再转西安。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，经五原、榆林，越沙漠，到西伯利亚，最后抵达莫斯科。
　　后来，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。张之毅是湖南人，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，建国后为北大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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